谭芯芯，1952年生于北京。曾为上山下乡知青、石油工人、国家公务员。发表作品有散文、诗歌、论文、人物传记等。
收 获 四 季
—为戴方七十周岁而作
上篇
1934年的一天，福建省南安县梅山镇琉瑭埔仔村，戴成基正在和黄翁乖拜天地成婚。16岁的戴成基是被抓回来被迫完成这场封建家长包办的没有爱情的婚礼。
戴成基原本不是戴家的子嗣 。1918年他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县罗东厚阳一个穷困山村的潘姓人家。潘家人口多，无以为生，不得不另为儿子寻找活路，于是将儿子卖给埔仔村的戴家，继承戴家的香火。
戴成基的父亲戴麻季在朋友的帮助下，在琉瑭前山开了一间“长兴”杂货店谋生。店铺不过是3——
戴麻季、黄草娟夫妇膝下无子，店里又缺帮手，正好得知潘家要卖儿求生，他们过继了潘家10岁的儿子，给他取名为戴成基。
店铺离家要走半个小时的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靠双脚。戴成基小小年纪就要到店里帮忙，往瓶里灌酱油醋、用纸包花生、盐等食品，每天从早忙到晚站着卖货。
店里有了帮手，可是家里、地里的活全靠体弱多病且小脚的母亲黄草娟一个人，还是难以维持。戴麻季夫妇又收养了一个农村女孩黄翁乖做童养媳。
苦命人能得温饱已经十分知足，况且将来还有希望正式成为戴家的儿媳妇。怀着美丽而可怜的希望，无论是农活还是家务，勤快能干的翁乖担起了生活的重担，并且温顺、谨慎地侍奉着未来的公婆。
岁月动乱，土匪横行,小小的店铺也成为绑票的目标。戴家小本生意破产，全家生活陷入窘困。为了养家活口，戴麻季背井离乡只身漂泊南洋，家中留下身衰力薄的妻子黄草娟带着3个儿子——戴成基、戴全竹、戴维斯和童养媳翁乖。
父亲出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杳无音讯。拖着一双小脚儿的
祖母坚强地带着4个孩子们务农为生。翁乖善良贤惠、勤劳简
朴，是母亲得力的帮手。她默默忍受着一切，从没有怨言，因此深
受母亲的赏识和喜爱。
父亲终于有了消息，他在印尼挣到一点钱，回到家乡买地盖房，光宗耀祖。全家人的生活总算有了转机。
戴麻季夫妇十分疼爱翁乖。18岁的女孩子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戴成基也长成16岁的男人了。有感于翁乖对这个家庭的贡献，戴麻季夫妇决定为成基和翁乖操办婚事。
谁料想戴成基却不愿意遵从父母之命，充当爱情的牺牲品。因为戴家家境好的时候，曾经送他到泉州读过两年书。读书期间，他不仅学到了一些知识，而且开阔了眼界，接受了辛亥革命后的新思想，有着独立意识与反叛思想的他认识了一个女同学陈雪卿。他没有把翁乖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过，只是把她看做戴家的成员。
农村姑娘翁乖和城市女孩陈雪卿自然无法相比。况且翁乖比戴成基还大两岁，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样的包办婚姻。
婚礼开始了，外面吹吹打打，锣鼓喧天，屋里亲朋贺喜，热闹非凡。快要拜天地了，人们却找不到新郎官。新郎的礼服整整齐齐地摆在新房里，新郎罢婚出走不见踪影。
婚礼成了轰动整个山村的闹剧。
父母大为震怒，视戴成基为不孝的杵逆之子。母亲无法面对爱儿的反叛，更无法承受人们的闲言碎语，一气之下病倒了。
宗伯公春枝四处找寻，终于将戴成基抓回来。迫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在亲友的劝说下，为了安慰病中的母亲， 戴成基屈从成婚。震惊全村的忤逆事件平息了。
世道纷乱，土匪四处抢劫，戴成基、翁乖两人险些被土匪伤害。他们之间虽然没有什么感情，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心地善良。遵命成婚后，由于没有孩子，戴成基买了一个男孩，也就是戴方的哥哥。
婚后一年，不幸的婚姻造就出一个幸福的果实，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子。
童 年 的 歌 谣
戴方两岁多的时候，父亲迫于生计，沿着祖父走过的路出洋谋生。父亲和两个哥哥去了印尼。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母亲和父亲的诀别，可怜的母亲此生再也没有见到过父亲。她在婚姻的空巢里，恪守妇道，侍奉公婆，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儿子身上。
父亲临走时偷偷地绕道泉州，带上了女朋友陈雪卿。他们到印尼偏远的东北部摩鹿菇群岛的干那底落脚，另立家室，又有了一对儿女。
印尼是荷兰属地。戴成基像所有的华人一样，起早贪黑，省吃俭用。他和几个人合伙，每天凌晨划着小船，冒险出海，赶在天亮之前上山，收购当地的椰干、咖啡等土产，然后再设法转运出口。每天十多个小时，出没在风雨浪里，有时还要在赤道烈日的暴晒下煎熬。
戴成基个子不高，人们亲切地叫他“矮子成”。大家公认他胆大、机灵、勤劳、简朴、热心助人，顾念父母。多年拼搏，生活终于开始稳定，也逐渐有了点儿积蓄。
戴方虽然是不幸婚姻的产物，然而生性聪明乖巧的他却同时受到父母的疼爱。由于家境渐有起色，六岁之前黄金般的童年时光使他记忆犹新。由于是亲生长子长孙，在家中倍受宠爱。有时他会跟着祖父睡在小阁楼上，有时又同母亲睡在一起。偶有不适，全家上下都会惊恐不安。即使是半夜三更，母亲也亲自起身煎药，一口一口地喂他。他是母亲心灵的寄托。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去学校读书。因为家境时起时落，所以他的学业也是断断续续。6岁进入家乡琉塘国民中心小学读一年级。先后在家乡的小学和泉州卓然学校读完高小。尽管时时感受到失学的威胁，但是在能够读书的日子里，他珍惜在学校的每一天、每一堂课，以优秀的成绩赢得了
穷乡僻壤的学校里除了老师、学生、黑板、桌椅外，什么都没有。唯一的课外娱乐活动就是 “跳房子”和“踢毽子”。不知是哪朝哪代谁发明的？“跳房子”就是在平地上划出方格，用单脚踢一块小石子或小瓦片越过每一空格。谁要是把石子或小瓦片成功地踢进了最后一格，谁就赢了。踢毽子时，毛绒绒的鸡毛毽子随着孩子们灵活的双脚在空中翻飞腾越，戴方和同学们欢快的笑声尽情地飘荡在校园的上空，飘荡在他们心中的乐园。
少年学子本应是天真烂漫的黄金岁月，然而好日子没过上几年。
由于日寇入侵，交通阻断，家里断了侨汇来源，生活再次陷入危困之中。年迈的祖父祖母终日盼成基儿平安归来。祖父忧郁成疾，身染沉屙，
祖父逝世之后，家道衰微，加上苛捐杂税的盘剥，只有向四邻借债度日，家境一蹶不振。全家人背负着沉重的压力，不知何时才是出头之日？
母亲仍像往常一样侍奉祖母。但祖母、母亲却难同二叔母相处。穷上添愁，家中失去了宁静，经常为一点儿小事争吵。
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失学。戴方考入泉州中学读完初一后不得不又辍学。
断断续续失学复学，家里再也拿不出钱供他读书。眼看着同年龄的小伙伴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又升上了高一年级，戴方心里充满了失落与悲哀。
祖母和母亲在贫病交加之中相继过逝。母亲过早地离开人世，带着没有爱情的婚姻。
幼小的戴方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没有阳光，黑暗凄冷，像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面对着苍茫人生，无限惆怅，无限迷茫。母亲充满爱抚的眼光以及在病中顽强挣扎、蹒跚而行的身影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戴方大病了一场。家中三餐难以维持，哪里有钱给他治病。凭着顽强的毅力，再加上兄长戴启芳和从小就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姨母黄爽治的照顾，他才死里逃生。
童年的梦破碎了，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匆匆消逝。
家中没有劳力，戴方就成了小劳动力。种地需要肥料，刚好邻居家养了一条牛，每天都有牛粪。这家人十分善良，酷暑天，牛在树荫下歇息。他们怜爱戴方幼小，就让他守牛待粪。
有一次，这家慈祥和蔼的老婆婆玖婶，偷偷地塞给他一块热红薯。玖婶自己难得温饱，却把省下的红薯留给戴方吃！几十年过去了，许许多多的往事都已从记忆中“淡出”，但热红薯的滋味和玖婶亲切的音容，永远刻在他的记忆深处。
戴方聪明懂事，从小就珍重感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说：要记住别人给予自己的好处，哪怕是点点滴滴，一生一世都不要忘怀。要忘掉自己给予别人的好处，忘得越彻底越好。
1945年，抗战胜利了，交通得以恢复。次年，印尼与福建通邮了。11岁的戴方终于盼来了父亲的信。父亲除了给祖父祖母的信以外，还给母亲写了一封情意恳切的信。信中说，陈雪卿已经撒手人寰。
岁月流逝，生活磨难，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戴成基内心深处怀着一种负疚感：当初他并不爱的妻子，为了侍奉他的父母。为了抚养他的儿子，为了支撑戴家的门面，牺牲了自己宝贵的青春，承受着内心的孤苦与岁月的劫难。他为自己当初抛弃她而感到深深的歉疚，发自肺腑地感慨“千辛万苦，也难比为人妻之苦。”他决心将印尼的生意交给在抗战前到达印尼的两个弟弟料理，自己回福建家乡与结发妻子厮守终老。
他没有想到，悔之晚矣！妻子无福、无缘见到此信。在她去世几天后，二婶才公开了这封信。
几年以后，戴成基回到家乡。门庭依旧，人事全非。他站在父母和妻子的墓前，默默地祷告，无声地忏悔。
他只能再次离开这块伤心地。同时，他为大儿子申办了去印尼的手续。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把自己的精力贡献给了教育事业。1947年，他担任干华教育部委员；1949年被选为干那底华侨联合会委员；1952年担任中华学校新校舍建校委员；1957年他带头发动旅居印尼乡亲为家乡琉瑭中心小学捐建教师宿舍，并时常接济或帮助家乡的亲友。
30多岁的戴成基妻妾尽失。印尼当地一位华侨特别看中他的精明强干，主动提出把自己最小的女儿付坤绸嫁给他。新的家庭又为他带来了4个男孩3个女儿。
戴成基为在印尼的两个弟弟娶亲成家，帮他们独立经商后，把家迁到苏拉威西南端较大的城市锡江。
有人看中了戴成基腰里的钱，千方百计游说他合伙开贸易公司，让他当大股东，说是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他终于心动了。靠站柜台、做杂货买卖攒了点儿钱的戴成基哪里懂得做贸易的风险，更没有防备这场骗局。一辈子的血汗钱顷刻化为乌有。他悔恨不已，一下子病倒了。
病中，他更加思念家乡的父老，抱病回到琉瑭。家乡的变化，学校的发展，带给他些许欣慰。回到印尼不久，他肠癌病发，客死他乡。
戴方1999年在《我的人生之路》中充满感情、充满辨证地写到：“我虽然深爱母亲，但当我懂事之后，竟也对父亲在三十年代就敢于为爱情而抗争的勇气感佩不已。”
人到中年以后喜欢怀旧，戴方也不例外。
他一生感念三位女性长辈：一位是刻苦耐劳深明大义、过早地辞别人世的母亲；一位是宁可自己挨饿却把仅有的一块红薯送给他吃的老婆婆玖婶；另一位就是待他如同亲生儿子般的岳母黄獭娘。她们给予他的，是不同方式的、共同的伟大的母爱。
中年以后的戴方曾在母亲的墓前长跪不起，呼唤着命运多舜的母亲。
他清楚地记得村里许多人特别是长辈们，怎么也忘不了那些纯朴善良大半生都生活在艰难岁月中的老人；他深深怀念那些年龄相仿的旧时小伙伴；怀念村里清清的小池塘和村边青翠起伏的山峦。
《世界华文文学》杂志香港作家作品专栏曾发表了戴方《我的童年岁月》。
他的童年与少年，有憧憬与美梦，有贫穷与忧伤，相互交织出了那段童年的歌谣。
异 邦 千 岛 情
1950年春，父亲为戴方的哥哥申请去印度尼西亚，不料却将年龄填报小了，阴差阳错，只好由戴方代兄出行。很快得到印尼驻香港领事的通知，获准他前往印尼摩鲁姑与父亲团聚。他不得不再次中断学业，只身前往异邦。
去印尼必须先经过香港。没想到由于姓名又引出麻烦（申报时是哥哥的名字），印尼领事馆不批准入境，戴方只好滞留香港。不知签证什么时候能批下来，这期间不敢报读香港的学校，想打工年龄又不够标准，他只好每天在旅馆读书看报，听收音机，打发时光。
来香港前常听人们说“有钱香港，无钱跳港”。五十年代的香港，是讲广东话的时代。不懂广东话上街买东西就会吃亏，常常会被商贩索去多一至两倍的钱。在香港滞留8个月的时间，少年戴方初步认识了这个光怪陆离的、充满诱惑又遍布陷阱的小岛。
15岁的戴方只身来到印尼，终于在摩鲁姑干那底与父亲相聚。
戴方一心想继续读书，不愿帮父亲经商。开明的父亲同意了他的要求，让他到印尼的首都——雅加达华侨公立巴城中学求学。
从首都雅加达到摩鲁姑干那底父亲的家要经过3个岛屿，两地相距上千里，坐船要一个星期，乘飞机最快也要3——4天（当时的飞机只能乘坐30人左右）。
学校放假了，他要回到父亲身边。买好了飞机票，他特别兴奋，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到印尼时间不长，他还不会说印尼话，更看不懂机票上的印尼文字说明。临坐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华侨夫妇。他们是福建人。得知戴方是小同乡，非常高兴。交谈中他们问他：到锡江谁来接你？今天晚上你住在哪里？此时戴方才明白，当时印尼民航开办不久，这种小型飞机不能飞长途，中途要在锡江停留一夜，旅客的住宿问题自理。第二天，航空公司会按照旅客登记的住址派车将乘客接回机场，飞机继续飞行。事先戴方一点儿也不知道，没有任何准备。正当他焦急为难之时，善良的华侨夫妇毫不犹豫热情地邀请他到他们家去过夜。戴方心存感激，向乘务员登记了他们的住址。第二天，两夫妇早早起床，为他准备好早点。航空公司的车来接了，戴方再三道谢，夫妇俩非常朴实的一句话让戴方铭记终生：“咱们都是中国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尼华侨中的有识之士，为了让失学的孩子们能够学到知识，于1945年创办了联合中学。1946年6月，中华总会文教部接办，因学校位于千岛之国的巴达维亚城而易名为巴城中学（简称巴中）。
初期的巴中条件是困难的。
巴中是印尼华人社会的最高学府，是华侨社会骄傲的旗帜。苏加诺总统曾到巴中进行演说，谦称自己是孙中山的学生。有些政府官员的子女亦在巴中就读。
巴中拥有高素质的师资力量和完善的教学设备，学校有3处校舍，学生最多时达到3500人。首任校长司徒赞、继任校长刘耀曾、末任校长刘宏谦，都是经验丰富的教育家。在他们的治理下，巴中生机勃勃、健康向上、校风严明、教学严格。戴方以及许许多多华侨青年既承袭着中国儒家的仁、诚、信、义和伦理思想的熏陶，又接受着“乐观、进取、合作、奉献”时代精神的训导。1956年他从巴中毕业。
巴中是一所爱国侨校。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等节日，巴中师生就会扛着红旗、举着火把大游行。他们勇敢地高唱革命歌曲，尽情地舞蹈，激动得高呼口号。
为了顺应历史潮流，1960年下半年，巴中改名为“雅加达中学”，巴中已经化为历史的陈迹不复存在。但是，历史却记载着巴中的辉煌。红、蓝、黄、白、灰的校旗始终召唤着巴中学子。红色代表进步、热情、乐观；蓝色代表海洋；黄色代表黄皮肤的海外华侨团结在一起；白色代表神圣、纯洁的教育事业……
巴中有个“学艺歌咏团”。戴方在声乐方面并不突出，且不懂五线谱，然而富有组织才干的他却被大家推选为团长。歌咏团经过严格的训练即开始了频繁而又精彩的演出，在钢琴、手风琴的伴奏之下，歌咏团唱出了一首又一首铿锵有力、振奋人心的歌曲，成为校园里相当活跃的一个文艺组织。
戴方在巴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他的才干也在巴中显露出来。那时，他曾发起成立苏拉威西旅椰（雅加达又简称椰城）同学会，将摩鲁姑及苏拉威西椰城各校读书的华侨学生组织起来。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倡议在这所当地华人最高学府及各华校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学生们很快就组织起来了。他被推选为同学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为了加强与原居住地侨胞之间的联系；为了弘扬祖国和友邦的优秀文化艺术，加强中印友谊，同学会利用业余时间排练文艺节目，然后在年假期间组团在苏拉威西公演。
1953年12月，同学会到万雅姥锡江、望加锡第一次公演，竟轰动了当地华侨社会，不仅传扬了中华文化，同时促进了华人华侨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加强了侨胞之间的团结。
1955年12月，同学会又组团到锡江、俄伦打落、万雅姥第二次公演，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巡回演出之后，还出版了《苏拉威西旅椰同学会第二次公演纪念刊》，进一步扩大了同学会的影响。
演出地之一是俄伦打落，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海边城市。站在海口右边的山腰上居高临下，俯视俄埠的整个面貌，右边是苍翠的山林，左边是茫茫的大海。千吨大船，慢慢移动着的几艘渔船的白帆，柔和的海水，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点点光辉，它是那么迷人。
演出时，学生演员身穿绚丽的舞蹈服装，表演了芭蕾扇舞、柔软舞、蓝色的华尔兹舞、森林女仙、波尔加舞、椰壳舞、手巾舞、伞舞、青年友谊联欢舞、苏联土风舞、捷克牧童舞、西班牙舞、意大利鼓舞、春耕舞、瓶舞、马刀舞、祖背孙、新疆情舞、西藏舞、中国古装扇舞、迎春舞、西藏踢踏舞、翻身舞等。
演员们在舞台上忽而漫步起舞，忽而阔步高飞，伴着优美的音乐尽情地施展他们的舞蹈才华；大合唱撼人心魄，复杂的多声部组合，雄壮激昂的旋律，训练有素的发声，令观众耳目一新；“歌唱祖国”更赢得台下观众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谁也不会想到他们只是经过课余短暂的排练的在校学生。
演出结束后，戴方在发表的“公演散记”中曾有这样的描写：“歌舞将我们的感情融合在一起，使人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演出结束了，轮船将驶出港口时，侨胞们依依不舍地挥泪相送，同学们也禁不住热泪沾衣，惜别的场面非常感人。
为此，锡江《每日电讯》
五十年代的戴方，把年轻人火热的情怀和憧憬全都投入到生活和工作中。两次公演，两次历练，两次展露。大大提高了他对参与社会工作的认识，也增进了他与各校同学和广大侨胞的情谊。
巴中的生活是难忘的。它给了戴方快乐，赠与他幸福。
同学少年、桃李芬芳的岁月里，一位可爱的少女刘瑞利（调娘）走进了戴方的生活。
毕业考试结束了，想放松一下，戴方和同班几位好友相约到中爪哇、嗒里去旅行，其中就有他倾心爱慕的那位姑娘瑞利同学。
那天，风和日丽。轻松浪漫的旅途中，大家充分享受着大自然的赐予，沉浸在千岛之国旖旎的风光之中。瑞利含蓄腼腆，不苟言笑。戴方与其它同学海阔天空侃侃而谈时，她只羞涩地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美丽的眼睛闪动着喜悦的光彩，清秀的面庞涌出淡淡的笑意，偶尔才会插上一句半句。
同学们在一片开阔的绿草地上嬉笑追逐。一位同学突然提议让戴方和他心中的“女神”拍张合影。哇，感谢机遇！戴方大大方方地坐在草地上，等着。瑞利鲜艳的长裙飘洒在茵茵绿草之上，像一阵柔和的风，像一片飘逸的云，落在戴方身旁。
真要感谢那位同学！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红娘。
树上的鸟儿放开歌喉，柔嫩的柳丝轻姿漫舞……两颗年轻的心欢乐地跳荡、撞击在一起。向自己心爱的人开启紧闭的心扉，留下第一张合影，奠定一块爱情的基石。
戴方热情奔放，瑞利文静腼腆。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瑞利一边织着毛衣，一边对他娓娓细语，总有说不完的话。偶尔抬头看他一眼，流露出万般柔情。
万隆会议后，周恩来总理曾在雅加达中国大使馆接见了巴中学生会代表，亲切地鼓励华侨学生面向祖国，还要面向当地。
1956年戴方高中毕业后想回国升学，征求瑞利的意见，瑞利不仅非常支持，而且斩钉截铁地表示：无论他走到哪里，自己都会与他在一起。
瑞利出身华侨商人家庭，家里物质条件优越，高中毕业后可以到欧美去留学深造。和戴方回国，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在印尼拥有的一切：慈爱的母亲、温暖的家庭、富裕的生活、留学的前景……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超过她纯真的爱情。她不顾家人的劝阻和再也不能返回印尼的压力，毅然选择了回国。为了戴方、为了自己和他之间的这份真挚的情感，她舍弃了许多，给予了许多，直至生命。
戴方的父亲出于父爱的本性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坚决反对儿子回国。戴方身上潜移默化着父亲反叛的性格，他坚决不肯接替父亲的生意。最后，他做了一个折中的选择：不回干那底老家，应聘留在雅加达新华中小学任教。
新华中学创办于1940年。发展到廿世纪50年代时，无论教学设施还是教学质量，在印尼教育界都享有盛名。能在该校任教，戴方既欣喜又骄傲。
第一年他给学生们上动植物课，第二年调任小学部教导处教导员。有一次，他参加一场师生篮球比赛，由于劳累过度，他病倒了。家在外岛，无法得到亲人的照料。住进医院里，整整一周，多亏张天福等同事的热心关照及慰问。
他爱学生们的纯真，爱教师工作的真诚付出。在新华中学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在他的记忆里却永远也抹不去。2004年1月，他和新华老友们相聚在椰城。40年后说起往日新华，回味无穷。大家见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不由得问他驻颜秘诀。他把自己常用的处方送给朋友们：“只有快乐，才是健康的处方。”
为了爱情的承诺，为了帮助戴方实现理想，瑞利比戴方早4年先期回国。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两年后被分配到天津电视台技术部工作。
祖国牵着戴方的心，海外游子对朝思暮想的祖国一腔挚爱。瑞利牵着他的爱，梦中常欢聚。他时时刻刻盼望早日回到祖国。
瑞利是岳母特别疼爱的小女儿，最让母亲牵挂。戴方离开印尼回国时，目不识丁慈祥善良的老岳母，夜以继日地忙碌，为他和瑞利准备了整整12件行李、14箱（除了戴方自己家准备的用品、书籍外）生活用品，包括饼干、饮料、手绢、布匹、衣服及最时新的钟表、收音机、手风琴、照相机、缝纫机以及老人家和瑞利的兄嫂用边角余料亲自缝制的被面、床单。这些东西在回国后的困难时期全都派上了用场。他们用来接济生活困难的亲友。
岳母30多岁守寡，长子早逝，次子长年有病，爱女年幼。她独自承担着生活的重担。她曾经从印尼返回祖籍福建，适逢战乱，不得不滞留乡间务农。抗战胜利后，她带着女儿重返印尼。连名字都不会签的她，靠着“人勤地不懒”，“手勤不受贫”的坚强意志，硬是办起了一家裙子工厂，而且办得很红火。就这样拉扯大了4个儿女。
戴方虽然很早就失去母爱，但是他从岳母那里重又感受到了母爱的温馨。
岳母去世前，给每个孩子都分了一份家产，男女平等。戴方和妻子共同分得一份。为了接受老人家的情意，他接过房子的钥匙，但是一出门，他又把钥匙交还给原来住在房子里的人。他注重亲情，不想因为房产伤害了房产换不来的亲情。
40多年过去了，戴方仍使用着当年岳母送给他的“三角”名牌手绢，以此深深怀念疼爱他和妻子的老岳母。
终于可以有一个报效老人家的机会了。1997年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编辑一本百位写作人的专集《良师 益友》。戴方是百人之一，却是百人之意外，他饱含深情地记述了《我的岳母黄獭娘》，“一位将自己的心血与汗水一点一滴抛洒在人生之路的善良老人，她没有文化，但她是我永难忘怀的良师益友。”
只要是巴中学生，就一定会熟记那首优美欢快的校歌“在南天，爪哇的海边，我巴中是个乐园。乐园里，遍种奇花卉，好青年，跄跄跻跻……”
同年
联络校友，凝聚同学心，要有凝聚力才行。
有两姐妹同为巴中校友。时光流逝，有两姐妹其中一人已经谢世。因为疏漏，出版社以为是一个人，在已经出版的巴中会刊上，却将有两姐妹的名字都划上了黑框。天大的错误！戴方首先想到的是将心比心，让依然健在的生者如何消受？怎么办呢？联欢会上，戴方在大会上向这位姐妹道歉，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他的诚恳，平复、温暖了一颗受伤的心。
巴中，一座没有围墙的精神校园穿越时空，凝聚着巴中师生。
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校园 校园》一书。1998年9月该书再版印刷。书中汇集了61位世界各地巴中学子的文章。戴方不仅是6位编委之一，他还是作者、经费赞助者之一。他的文章《永远的怀念》被收录在该书第六集“绵绵长相忆”中。
为 祖 国 而 行
与戴方同乘“美上美”号轮船回国的华侨青年共有700多人，他是领队之一。经过七天七夜的漂泊，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南大门——广州，青年们十分激动。那时谁也没有预料到，在日后的生活道路上，将会有多少疾风恶浪、暗流险滩。
戴方真幸运！他们“一百单八将”（108名男女青年）被分配到北京，其余多数人被分配到广西的华侨农场，
又一个好运降临！还没来得及歇息，戴方等20人于次日（20日）就被有关方面批准参加了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
他深知，教育乃兴国之本。贫穷落后的祖国要想取得经济发展，首要的是应该提高国民素质。于是他报考了师范学院。或许是得益于他在印尼有中学任教4年的教育经历，很幸运地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录取。
在北京师范学院就读4年，戴方一直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有这个头衔，他学习更加刻苦努力。在华侨班学习了一年，由于成绩理想，第二年就转入正常班学习，终提早一年毕业。生活，比起在印尼舒适安逸的生活相差很远，但他凭着年轻人的热情与毅力，和国内同学一样，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克服了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困难。他始终相信，只要奋斗，就有前途。
进入北京师范学院，戴方已经25岁了。入学一年后，1961年，学校照顾华侨青年，批准他与瑞利结婚。
当时正逢中国三年困难时期，没有条件摆酒设宴招待来宾，他们只是把印尼家中寄来的面粉、白糖委托学校食堂的师傅做成糕点，凡是来参加婚礼的老师、同学每人一包。婚礼在当时可说是隆重、热闹而又简朴。浓浓的师生情、同窗之谊令一百多位参加婚礼的师生欢天喜地，好不开心。当天，学校还专门为他们这对华侨青年在学生宿舍楼“美斋”安排了一间新房。两张单人铁床拼在一起，床上铺的盖的全是岳母黄獭娘从印尼寄来的。
婚后，他们在地安门慈惠店胡同1号租了一间房子，有时住在这里，有时候在学校住一住，两个地方都是他们的家。
戴方在北京师范学院毕业了。按他的条件，完全可以留在北京。但那时瑞利在天津电视台工作，一个人带着孩子，很是辛苦，要想调进北京，很难很难。相反，调出北京比较容易。于是戴方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主动要求分配到天津，在天津南海路中学任教。终于和妻子瑞利、儿子得达团聚。
戴方夫妇1964年到天津。因为福建农村很苦，也因为婚后有了孩子，需要人帮忙照料，于是他把妹妹带到天津。妹妹是在印尼出生的，与戴方同父异母。二叔回国时把她带回家乡福建。
得到政府的照顾，妹妹的户口从福建农村转到天津市，当时没有工作。妹妹就帮助他照看孩子。后来妹妹进了天津的工厂。
虽然同父异母，但是戴方与妹妹感情非常好，只要有机会到国内，他一定到天津看望妹妹一家人。妹妹家住房不宽敞，他就住在宾馆。想念亲朋好友，但生怕给大家添麻烦，怎么办呢？由他做东，把大家请到一块儿相聚。节省了时间，又体味了亲情。
至今在印尼还有兄长，戴方和他们相处得很好。父亲在印尼的家产、福建家乡的房产，都有戴方一份。但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始终靠自食其力生活。
全家人在天津是幸福的，但是和在印尼的生活却有着天壤之别。瑞利在印尼父母跟前本是最受疼爱的娇女儿，当她为人妻、为人母的时候，生活赐予她的是清贫和辛劳。她很快就学会了操持家务，洗衣、做饭、带孩子、打扫卫生…….她不再是那个穿着红舞鞋跳芭蕾的女孩儿，也不是憧憬欧美学府的少女。她没有后悔，没有怨言。除了上班完成本职工作外，她把自己融化在家庭中。
六十年代初，正值得国家困难时期，要把小家过好可不容易。戴方每月把工资交给瑞利，全凭她计划支配。她精打细算，巧手出新，印尼菜、福建菜、北方菜，她变着花样做；丈夫爱吃饺子，她自己虽然不爱吃，却学会了包饺子，和面、剁馅、擀皮。只要丈夫和儿子吃得饱一些，她比什么都高兴。
丈夫嗜读书报，有时看过之后信手一放。她从来不责备，默默地收拾整齐。她的手勤劳，感情温柔、心地善良。尽管外面的斗争如火如荼，然而他们在家里身心放松，家是他们温馨的港湾。在天津9年，他们相濡以沫，互相慰勉，度过了“文革”时期动乱的岁月。
天津南海路中学在市中心，是一所新建的学校，生源多数是全市各名校及稍好一些学校筛选下来的。
到学校报到后不久，戴方被安排到初中二年级八班——一个全校最闹的班担任班主任。他心里有数：教师是崇高神圣的职业，要做一个称职的灵魂的工程师，首先应当尊重与爱护每一个学生。正因为学生们在德、智体诸方面都未完备，才需要老师的关心和教育。
他认真研究教学规律，了解学生们的心理，摸索因材施教的具体办法，用“心”讲课。班里个别学生比较顽皮，致使有些刚走出大学校门的老师上不了课，甚至有的老师被学生气得哭着从教室出来。对这样的学生，戴方经常进行家访，但不轻易向家长告状，因为他不想损伤家长的尊严，更怕学生受皮肉之苦。在公开场合，他批评学生，从来不点名，给每个人保留尊严。他的良苦用心，获得了学生和家长的理解与信赖。他们知道老师对学生的高标准、严要求是出于对他们的爱护，是教师的职业操守。
不期然，他的育人方法，使他有幸躲过了“文革”的劫难。假如当年他使个别学生遭到家长的惩罚，“文革”期间，他也很难逃脱皮肉之苦。因为那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发展到后来，绝非仅仅出于政治的原因，而被许多“造反派”用来发泄私愤。多少教师不能幸免于学生的无知和被扭曲的疯狂。
像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忧道不忧贫，他们为祖国的命运忧心如焚。疯狂的岁月，虽然没有能力扭转乾坤，但固守良心净土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
有一次，戴方为一位代人受过的“出身不好”的老师打抱不平，讲了几句“这张大字报并非出自她手”的事实真话，结果差点惹祸上身。一个人要想正道直行、讲真话、做好事，是多么不容易啊！不做有损国家、有害他人的事情。在那疾风恶浪的特殊年代，这是千千万万善良人的唯一可能坚守的立场。不得以，戴方只好加入“逍遥派”。
在南海路中学任教9年，学生是戴方的心爱。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毕业生，留下的是他和学生之间真挚的师生情谊。
南海路中学1994年10月举行30周年校庆活动，戴方应邀从香港返回天津参加并在大会上发言。几十位容光焕发的青壮年亲切地簇拥着他合影留念。当年的这些学生们，如今有的是领导干部、科研精英，有的是董事长、总经理……戴方凭着清晰的记忆同他们谈起往事，他们时而开怀大笑，时而羞红了脸……师生笑得那么开心，不能不牵起深情的回忆。
戴方放弃了在印尼本可拥有的富裕生活，当了9年清苦的中学教师。有人为他惋惜，认为不值。他却没有后悔过。看到当年的学生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他感到自己付出的一切——青春、心血、汗水、情感，得到了最大的回报。只要自己做的事情，有益于祖国，有益于社会，就是值得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文革”击碎了多少人纯真的梦。
戴方的梦碎了。
1973年11月，在“来者自愿、出国自由”的华侨政策之下，他获准到香港。
不知道再团聚的时间有多长？一家人难离难舍。瑞利带着儿子、女儿送丈夫到北京，戴方也想利用最后一点儿时间再陪陪家人。
到北京后，有个好朋友送给他3张首都体育馆球赛入场券。那年月，不是人人都能有机会看球赛、参观一下十大建筑。据说那天的球赛周恩来总理还要陪同朝鲜外宾观看。可想而知入场券来得不容易。全家人欣喜万分。
戴方夫妇以为抱着6岁的小女儿，四口人拿3张票也能进去。不料他们被检票员粗暴地拦在门口。只能进去3个人，怎么办？戴方让瑞利带两个孩子进去。瑞利坚决不肯，执意让丈夫带两个孩子进去。你推我让，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情急之下，戴方只好出示全套出国证件，提出一个最低的要求：只进去看看体育馆，不看球赛。请求检票员让他们先进去3个人，然后出来一个人，再换外面的人进去看看。然而，他再次被粗暴地拒绝了。沮丧。
天无绝人之路。一位观众正好从场内出来，见此情景，热情地提出自己不进去了，可以让戴方他们用这张票。一阵高兴，来不及感谢这位素不相识的观众。没想到，两个膀大腰圆的检票员一把夺过那人手里的票撕个粉碎，同时扭住他的胳臂，对他大打出手。一家4口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惊呆了。他们怀着愤怒、委屈、惋惜，牵着儿子，抱着幼女，被喝令离开。
球赛、十大建筑都没看成，不但扫了兴致，而且在戴方心里留下一道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他为那位好心相助的人不平，也为瑞利失去了难得的机会而歉疚。回国18年了，瑞利除了工作就是家务，她没有好好在天津、北京玩过。为了丈夫，为了孩子，她从无怨言地忙碌着。
也许香港是自由的。为了妻儿，戴方要到那个世界上与命运重新一搏。
瑞利独自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儿子得利11岁、女儿得军6岁。她既要照顾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又要辅导他们的学习。深更夜半，她才能坐下来给丈夫写信。她从不诉苦，因为她心疼丈夫，知道他在香港一定更不容易。
未来，沉甸甸的两个字，承载着他们全部的希望。
香 港 岛 寻 梦
告别家人，戴方只身到来香港。他在心底对亲人承诺：一定要用自己的双手，挣得报效家人的财富；一定要用自己的汗水和辛劳，为家族争光添彩。
因为当时国内“文革”还没有结束，除了妹妹以外，他与国内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不来往，怕这种海外关系牵连别人。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和朋友们恢复联系。
人生的本意是幸福而不是金钱。如何享受幸福，取决于每个人的性格和修养。身上一点钱也没有的时候，对幸福的满意度会降到很低。
戴方第二次到达香港，这个世界依然陌生。
香港经济萧条，再加上他不懂英文，不会广东话，要想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好不容易有人介绍他去当教师，他却拒绝了。因为在国内教书必须对学生进行些符合形势的教育，现在想想，多少带有浮夸、欺骗的色彩。面对新的选择时机，为了求得自己良心的安慰，他毅然放弃所学专业和自己的兴趣，决定不再当教师。
理想总是美丽的。戴方是一介书生，当然想找一份干净清闲、工资又高的工作。现实是无情的。
岳母虽然不识字，却托人从印尼写信，帮他找工作。
这时候的戴方，清醒了，认命了。为了生活，为了能早日接来妻儿团聚，他不惜去干最苦最累的活儿。
找了两家工厂，老板问他干过没有？他都如实回答没干过。人家不要生手，所以接连两次他都失败了。第三次，他有经验了。老板问他干过没有？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干过。但是他为自己找了个机会：“我做过，但是这里的机器和国内的不一样，你们先做给我看一看。”结果人家一示范，他也就会了。终于，他在胶带厂找到一份工作，每天要干12个小时，月工资500元，半个月发一次工资。香港湿热，条件简陋的厂房车间里更是闷热难耐，他汗如雨下，有时还要加班。
一个雨天，他刚刚领完连同加班的双倍工资，想乘电梯到楼上吃晚饭后赶着上中班。电梯里站着一个大汉，外面还站着一个手拿雨伞的人。他并没有多介意，反而热心地招呼门外的人上了电梯后才关上门。没想到那两个人是有预谋的勾结一伙儿的抢匪，他们大打出手，抢走了他半个月的血汗钱。身心俱伤。
戴方在印尼教书时的一个学生来香港做玉石生意。戴方就拿这个学生的玉石去推销。原来的师生关系倒过来了，已经适应了香港活法儿的戴方不会再为谁尊谁卑而多加考虑。他想得更多的是能够有机会多赚钱就好。
很多从东南亚回国的人途径香港时，都喜欢买玉器。戴方看准了这是商机，并且抓住了这次机会。他提着装满玉器的手提包往返酒店四处奔波寻找销路。他卖的玉器比店铺里的零售价低，比批发价高，所以有生意可做，他也有钱可赚。每天早上9：00——下午5：00到工厂上班，下班后他就去推销玉。七十年代的香港，走街串户推销小商品的不足为奇。推销玉比他晚上到工厂加班赚的钱多，于是晚上他就不再去工厂加班。
人的许多能力，许多才干和智能有时是被逼出来的。以往视为畏途的工作，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之中，现在必须鼓起勇气去做。为了创业，必须付出艰辛。他迅速熟悉了自己以前完全不熟悉的领域，逐渐胜任一些具有相当难度的工作。不敢停步喘息，不敢稍有懈怠，更不敢驻足他顾，就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不停地运转着。因为他已经了解这个世界的运转法则：你犹豫，你徘徊，你就有可能立即被淘汰。认识世界，相信自己。他相信凭自己的双手，相信自己的意志和力量，可以在这个社会立足。
攒了点钱，“野心”也跟着来了：他想自己开一家工厂。本来在工厂打工，工种都是非常单一的，只管做自己的活就是了。但是有时有的工人没有来上班，戴方就去顶替别人的工作。这又给了他一个多学本事的机会，使他能够更多更全面地掌握工厂的技术和程序。他的野心其实是雄心。敢有雄心，是他抓住了轻易就会滑过去的机会。
夜深人静，心潮如澜。他提笔写下了“轻轻地祝福，他希望她带到海河，她希望他带到香江。海河——香江，拉起了一条割不断的思念长线。只要有情在，思念到永远。”他和瑞利对话，和自己的心灵对话。
只用了两年的时间，他在香港站住了脚。1975年初，他把妻子和儿子得达、女儿得军接来香港团聚。生活虽然清苦些，但却是温馨甜蜜的。
瑞利很快就适应了香港紧张、快节奏的生活。安置好了孩子，她立即找了一份工作。每天起早睡晚，吃苦受累。一下班，她放下提包就到厨房里忙起来。灯下，她依然要辅导孩子们的学习。
就在戴方蹩足了劲想多赚点钱的时候，不料生意场上的欺诈残酷令他痛心疾首。
先是与一个沾点亲戚关系的商场老手合作经销玉器首饰的过程中，由于过分信任对方，“大意失荆州”，差点被心怀叵测的对方掠去全部血本。亲戚眼里看中的不是亲情，而是金钱。为了钱，他们可以丧尽良知。这对他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也给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
没有生意场上严密防范的商人心理和手段，固守诚信的戴方又被自己的学生骗了，骗得好惨。
听说有个贸易公司需要会计，这是摆脱干苦力的好机会。他壮着胆子回答老板，自己熟悉会计业务。为了省钱，不能买书，当天晚上，他到图书馆借来一本有关会计业务的书，连夜翻看。现炒现卖，第二天就上班了。老板赏识他的勤快，只半年的时间，就提升他为副经理。机遇和胆识成就了他。从那以后，他跟贸易结缘，开始跑贸易。
戴方在印尼教学时的一个学生P，家里很苦，他一直靠勤工俭学。P家和戴方岳母家住得比较近，善良的岳母曾多次在生活上帮助过P。
P想在香港开办一个公司。七十年代初，国内还是计划经济，物资是统购统销。P深知戴方有许多关系，有门路搞到货物，完全可以帮助他发展。只要戴方加盟，一定能拿到货，只要拿到货，就一定能赚钱。
于是P求戴方的岳母帮他动员戴方加盟他的公司，承诺让戴方入股并每月发工资。
当时戴方正在别处挑头做着粮油生意。他一生重情，又十分尊重岳母，因此谢绝了其它老板的邀请，同意与P合作。
P又把一个有钱的老板拉进他的公司让人家当老板，公司一共3个人。P的同学送了一张办公桌，公司就开始营业了。事前戴方并不知道这是一个空壳公司。
七十年代，中国的海产品少。戴方做的第一笔生意是给P进了10吨黄花鱼，一下子赚了10万元钱。P用这10万元钱开始运做公司。
每月发工资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开始两个月，戴方没有工资，他丝毫不计较。公司刚开办，大家共度难关是应该的。中文教师出身的戴方太书生气，太相信P了，只管一心朴实地帮P进货。
戴方利用自己的关系，从国内的一个进出口公司以最低价拿到货物，再卖给国内的另一个有外国客户的商人。他以低价买进，以高价卖出，中间有很高的差价可以赚。供货的商人是戴方的好朋友，他宁可自己少赚点钱，真心希望戴方能做成生意，发点财。戴方一下子搞到了400吨货，应该获得丰厚的盈利。
可是在经营过程中，P却亏了800万元。3人公司的老板承担了这笔损失，并且扭亏为盈。
台湾需要大蒜，戴方就从国内搞到货物指标。生意做成了，钱也赚了。
后来， P与老板有分歧，提出辞职。他把辞职报告放在桌上，只想虚晃一枪，试探一下，以为老板不会同意他辞职。没想到，老板立刻把他的辞职报告装进兜里。白纸黑字，变成了事实，他想收也无法收回了。
戴方从来没有想过P会坑骗自己。然而，事情终究发生了。P卷走了戴方挣来的全部血汗钱。
P不仅借机独吞巨额利润，反而暗射陷阱，加害戴方。幸亏好心的同事、挚友挺身证实，及时伸手相援，才使他免遭陷害。
几经生意场的残酷，目睹金钱后面的无情。要么回击，要么超越。两者都很难。沮丧、痛苦，他默默地坐在香港的一个公园里，几乎被酸涩淹没……
自然界是伟大而神奇的，它会通过某种载体给人以启示。抬头望去，远处的一棵大树仿佛在窃笑他的软弱。树木似乎有知地告诉他，我在这里经历酷日骄阳、风卷雨涤，但是我没有倒下去，一切都刻在我的年轮里。
戴方问自己，人生的年轮容不下失败的经历吗？况且他还有着家庭的责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众多的亲友；还有日夜思念的故乡和可爱的祖国。为了他们，也必须从痛苦的深渊中跋涉出来，勇敢地走下去。他在迷茫中找到自己，找到了与命运抗衡的支撑点。
总结以往，他唯一的错误就是过于轻信。最痛苦的时候，戴方冷静了。“事到万难需放胆，人逢千劫不灰心。”想起这句话，他有了重新振作的力量。
人生哲学，既不是玄学，也不是俗规。生活形形色色，人生林林总总。有了光明的人格，才有光明的人生。有了光明的智能，才能有战胜各种鬼蜮的手段。
从走街窜巷兜售玉器生意，到自己给自己干，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他顽强地拼着。漫长艰辛的路上，“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跋涉过来了。他把自己种植在那片四季常青的土地上。
囊中不再羞涩，金钱改变了他的状况，却没有改变他那颗善良的心。现代都市快节奏的香港，往往令匆忙的人们淡漠街头乞讨者。戴方不然，他会在残疾人身边停下脚步，掏出钱币，弯腰轻轻放下。不是施舍，带着同情。虽不拜佛，但佛祖在他心中。
然而，上苍的不公再次降临。
心地善良的妻子瑞利为他不平，终日为拼杀在生意场上的丈夫担惊受怕，积郁成积，以致得了肺癌。从1983年开始，她的身体每况欲下，为了丈夫和孩子，她挣扎着，与生命展开了搏斗。戴方竭尽全力想留住瑞利的生命，哪怕只是延长也好啊。瑞利的病更重了。为了方便起身照顾，也为了让妻子睡得宽敞舒服些，有时戴方就合衣在沙发上打个盹。躺在床上的瑞利，神智却很清醒。每当她发现丈夫不在身边，立刻会挣扎起身子，招呼丈夫到床上来睡。肺癌晚期，巨大的疼痛折磨着她。无论多么痛苦，只要丈夫睡着了，她从来舍不得叫醒他。
27年相濡以沫，生死绝别。最惨痛的代价，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一个完整的家残缺了，一颗充满奋斗希望的心破碎了。
香江啊，你如此无情吗？！
看着还没有成年的一双儿女，作为父亲，戴方必须坚强地活下去，担起爱妻留下的责任。《永远的怀念》这篇文章是戴方感情深处的珍藏，文章感人至深。
谁都知道，戴方重情。“冬雷阵阵夏雨雪，乃敢与君绝。”古往今来，多少凄美的爱情故事，哪一篇章不是来自生活？瑞利，你在九泉有知，一定能感受到丈夫绵绵无绝期的长思念，长相忆，长相守。16年了，香港灯红酒绿，戴方孑然一身，他从未离开过你。你曾将自己的一生深情地托付，你是他《永远的怀念》。爱情这首长诗，足以陪伴他始终。
瑞利是他珍藏在感情深处的港湾，是他精神的田园。他的情感生活并不孤独，更没有阻滞他对家庭问题崭新的视觉。他预言：落后的国家实行的是封建专制，文明的国家再过100年，家庭就可能解体。因为科技进步，人员的调配就会发生变化，而且变化频繁。人们会因为自己的情感需要而自由结合，不再为家庭所累。他的固守和他的开明是一对互相容纳的矛盾。
戴方又当爹，又当娘，把一双儿女拉扯大。瑞利，你一定能看到，你放心不下的一双儿女已经长大成人。
戴方很开通，支持子女自由恋爱。他只提出原则：只要身体健康，有上进心就行。有上进心才能为社会做事。
孝敬的女儿得军要出嫁了。女儿的结婚典礼，是父亲生活中的一桩大事，一点儿也不能含糊。他要用最慈爱的心、最欢乐的场面，把女儿送上人生的新征程，他要完成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的共同心愿，好让瑞利放心。女儿购买房子，他为他们出了首付款。婚庆那天，他为女儿在香港敦煌酒楼延开50席。新加坡、澳大利亚等海内外600多位亲朋好友赶来祝贺。他和中学女同学蔡春月的歌声引得全场掌声雷动。婚礼场面热闹非凡，极一时之盛。
女儿婚后，戴方独居，一应生活自己料理。达观、乐观，热爱生活，珍视生命。他虽然信佛，精神世界却常见唯物主义火花，死亡并不是禁忌的话题。他曾经非常轻松地对女儿说：“如果我走了，你们不要哭。唱我喜欢的歌儿给我听。”他潇洒地注解：“我不喜欢听的就不要唱了。”淡然，坦然，泰然，一个让人快乐而无法悲哀的戴方。
瑞利，你深爱的和永远爱着你的丈夫，已经走向成功。“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欣 慰 的 辉 煌
人们喜欢赞美蜡烛的品格，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戴方是一个不惜燃烧自己的人，只要是有利于大众、有利于社会。
他的家乡南安琉瑭位于晋江东溪的中游两岸，约30多平方公里。一乡穿越洪（赖）、梅山、洪梅三镇。古寨山连绵着五通路。这里自古被称之为“五虎朝金狮”。“日出照狮头，日落照狮吼”的自然景观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奋进的琉瑭人。
琉瑭埔仔村养育了古道热肠的戴方，他在内心深处呼唤着《埔仔——我的故乡》。
他把对家乡最真挚的爱付诸最朴实的行动。也许是父辈精神的自然传承，有着教师经历的戴方对教育事业始终怀有无法泯灭的热忱。祖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他对国内的教育事业更为关注。
家乡的琉塘小学创办于1938年，1945年春经南安县政府批准改为公办学校并易名为琉塘中心小学。伴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在各位乡贤的资助下，琉塘小学不断发展着。埔仔、格内、丰溪3个村子的孩子们都要到琉塘中心小学读书。它是孩子们追逐的向往。
琉瑭学校董事会董事长
为沟通中港两地文化教育事业的交流，促进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尽心竭力。同年，他以自己和妻子瑞利的名义在琉塘小学设立奖学金，这是对学生们的鼓励，俨然是对社会的郑重承诺。“授人以鱼，仅一餐之用，授人以渔，供一生之享。”
家乡人民把他请回来参加隆重的：“
因为自己有过童年上学的欢乐和失学的痛苦，戴方比孩子们更珍惜他们的学习机会。他告诫学生们要立足改革开放的社会，做一代有知识的新人。
从埔仔走出去几十年的戴方，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生养他的那片土地，没有忘记自己的根。
爱国，首先就要爱自己的家乡，爱家乡的父老乡亲。他在文章里、在发言中法子肺腑地呼喊：《南安——我们永远的家》。“南安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不管是春风得意，还是身处逆境，我都忘不了那一片曾经和我一起挨饿的土地。南安给予我生命——我慈爱的母亲就在那片土地上……漂泊在外的游子，总想为母亲做点什么。” 他知道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倡议大家群策群力，发动企业家为学校捐资建筑礼堂、图书馆等教学设施；引进资金修建琉塘大桥；为家乡的企业介绍合作项目。
1995年11月初他率25人代表团参加（福建）大庭庆典，并连同参加庆典的海外宗亲，访问琉塘、长福，参观当地学校及正在兴建中的琉塘大桥。不久，他参加厦门投资洽谈会和泉州“九九”贸易洽谈会，时任秘书长。
1998年10月，琉塘中心小学庆祝建校60周年。彩旗飘动，古乐齐鸣。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戴方看到学校紫荆礼堂落成了，无比欣慰。他坐在乡亲们中间，大家都感动啊。
就是这样日日夜夜守望着精神的故乡，感情的故乡，心灵的故乡。故乡远隔千山万水，故乡近在心中。故乡是他童年的梦，故乡是他一生的寄托。
因为德望与胆识，他倡议发起成立了10多个社团组织并被推选为30多个社团的领导。
朋友问他，你那么多社团职务，哪个头衔最大？他想也不想即刻回答：戴氏宗亲会。这是一个嵌刻在他血脉里的头衔。
戴氏，乃商汤后裔微子的后代。其祖先可溯源到西汉礼学家戴德、戴圣。戴氏先祖繁衍了无数优秀的子孙。
戴氏最早成立组织要算是旅居菲律宾的宗亲。进入廿世纪九十年代，他们对旅港戴氏宗亲非常关心，建议旅港戴氏宗亲也组织起来。自1991年、1992年、1993年，菲律宾戴氏宗亲会历任理事长等领导访问香港，1994年戴方率21名戴氏宗亲赴菲律宾参加菲律宾戴氏宗亲会成立50周年庆典暨恳亲会。在不断地交流期间，他们积极相商旅港戴氏宗亲会成立事宜。
戴方是福建旅港戴氏宗亲会发起人。当他得知香港有上万名戴氏宗亲时，一个热望冲击着他：把大家组织起来，能够成为一支不小的爱国力量。他四处奔波，多方联络，耐心细致地作思想工作。1994年4月，他与48位宗亲向旅港戴氏宗亲发出成立宗亲会的倡议信。
大家信服戴方，推选他当会长，担当旅港万名戴氏宗亲乡亲的带头人。他无愧于父老乡亲的重托，带领大家“恪守祖训，发扬先祖优良品德，敦亲睦族、团结宗亲、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谋宗亲福利，促进宗亲间事业的发展。”在1994年11月《福建戴氏宗亲会》会刊的发刊词中，他充满激情地发出号召：“宏业展香江，深情寄故园。为宗亲们个个有美满、温馨、幸福的家庭，为家乡教育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平稳过度，为祖国的富强昌盛及和平统一大业，做出我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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