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与文的姻联

  —读丰子恺的漫画

习军

我很早就喜欢丰子恺的漫画。那大约是我在大学时候吧，我是1978年进的大学，那时候没有什么电脑、手机之类， 是在哪本书里看到的我也不记得了。那时候我常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去看书。阅览室的书只供在那里看，带回去看的书只能到借阅室去借。

很可能是就在那阅览室看到了丰子恺的漫画，好像是在一本书里，不是杂志，不是报纸。画面上是什么内容不记得了。只记得那画的笔法很有特点，画面很生动、很恬静，让人眼前一亮，让人感受到一股浓浓的生活气息，一股浓浓的民国风。

到了今天，我已经近七十了，身在海外，我终究还是没有弄到一本丰子恺的画集或者画册，但是拜互联网所赐，我在电脑上畅畅快快地观赏了不少丰子恺的漫画。

岁数大点了，世事经历得多些了，看丰子恺的画时心里想得就多些了，也就敢跟自己说在丰子恺的画中看出来的东西也多些了。

我没有专门学过画画，也没有好好读过有关绘画的理论、著述之类，但我隐约知道，漫画之谓“漫画”，它的特点之一是画面内容简单、线条笔触简单。

丰子恺的漫画的确是这样。咱们随便看几幅，就说这幅吧。您看，画面上是一位老奶奶，她左手向前伸出，手中拉着一个三四岁模样的小男孩的右手，小男孩儿正在向前跑；她的右手拿着一把蒲扇，蒲扇挥到了自己的胸前。老奶奶缠着小脚，略弯着腰，半屈膝呈努力向前追的态势，脸上是笑呵呵的模样，小男孩右手拉着奶奶的手，左手伸向前面的远方，也是脸上带笑，但很急切地要往前赶去。

画面非常简单，但是祖孙俩的形态、神态、心态跃然纸上。为什么只有这么几笔但画面却如此生动呢？琢磨来琢磨去，我发现他画中的那些“寥寥几笔”似乎并不是随随便便画出来的，好像每一笔都恰到好处，各笔合在一起正能精确地勾画出一个人的体态，而那体态正能生动地表达出那个人物的心态。

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说，丰子恺十三四岁时开始对画画感兴趣。后来考入师范学校。在那里他有幸成为李叔同的学生。李叔同先生的石膏画像课让他沉迷其中，跟随李叔同学习让他画艺进步很快。

丰子恺的漫画看似寥寥几笔，一幅画好似随手拈来，但那其实是因为他少年时期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基本功。据我所知，正式科班绘画专业的学生都是要有素描训练的。在画人物方面都要学习人体结构等等，都要训练绘画人体姿态等等。无论画油画、水彩画、工笔画还是什么画，高超的笔触，精准的画人画物的能力一定是建立在扎实的绘画基本功之上的。

可是，有的人也有很扎实的素描、人体等等方面的绘画功力，可是他们的画好像就没有那么生动，没有那么灵动。好像他们的画不让人觉得那么“有故事”，或者即使有故事，可那故事似乎并不那么直击人心。这又是为什么呢？

后来在读书中发现丰子恺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位画家，他还是散文家、翻译家、文学家，他被誉为“现代中国最艺术的艺术家”。

画家写散文，虽然这也许有点“跨行”了，但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可是能称得上“家”的可就不那么多了，可是丰子恺是“家”。他既称为“家”，可见他在散文上的造诣不是一般的高了。于是我又继续查，一查之下发现他的散文作品那是很多的。从他的散文作品中我随便打开几篇读了过去。哇！确实了得！

丰子恺是因为有散文写作之心才让他的漫画如此生动呢，还是因为他有画家的眼睛才让他的散文如此灵动呢？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的漫画确实蕴含着散文的匠心。

还说刚才那幅画：

画面上小孩子拉着奶奶往前赶，两人呈跑动姿态。读者的思绪也就跟着“跑”了起来，“跑”向画外。画外那边有什么呢？那边什么都没有了。画家给观者“留白”了：读者自己在心里想像去吧。散文写作不也是有这样的手法吗？

再看画的标题：“锣鼓响”。这给观者提供了新的想像空间：是什么锣鼓？是捏糖人的，还是耍猴的，还是变戏法的？画家没说，而只说“锣鼓响”了。这也是一种“留白”的手法：读者们自己去想吧，反正是孙子非常感兴趣的事，是孙子一定要让奶奶出钱的事。这不也是散文写作的一种手法吗？同一篇散文，给它换一个标题，文章的蕴含、艺术味道立刻就不一样了。

文学界的人恐怕都同意：文学就是人学。写文，就是写人；写人，写的就是人性。既写人，如果不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那写出来的虽然是文，但那文恐怕就不能很好地反映人性。不能很好地反映人性，一篇文章就浅，就虚，虚浅的文章不能在有层次的读者那里得到共鸣。

人性，是表现在生活中的。不写生活何以写人性？“生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要想刻画生活就一定要从生活中切出一个“切片”。那个切片，就是具体的、鲜活的场景、事件。您看，前面咱们说到的那幅《锣鼓响》是不是一个生活的切片？在画面上，观者不仅看到了祖孙俩在生活中的一个具体场景，还具体看到了老奶奶的社会层次：她身着旧时老人的服装，缠着小脚，手拿蒲扇，可见老奶奶家境不富但也不穷；被小孙子拉着往前跑去，那不是大富大贵人家的生活，也不是穷苦人家的事情。简简单单的一幅画鲜明地画出了某种家庭里的祖孙情。

可见丰子恺能画出人间情，首先就是因为他能深刻地体察到人间情，接着就是他知道如何以具体的情节、场面、行为等等描写去表现人间情。

可不可以这样说，对于他来讲，画画和写散文都是他表现人性的工具。他如果能用文就不用画，能用画就不用文；画与文，是他两件得心应手的工具。

想到了这个地步，我再回过头来看他的漫画，真觉得那每一幅都是一篇散文，而且是一篇散文佳作。

除了这两件以外，他还有一件工具，那就是翻译。当然，翻译应该也属于“文”，他笔下出来的是他翻译出的别人的文。但是，他选择哪些作品去翻译，用什么样的笔法去翻译，这也是他的文学造诣所决定的，做翻译也是其表达对于人世的认识的一个工具。

有了高超的绘画基本功，有了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掌握了如何表达人性的手法，是不是笔下出来的就一定是佳作了呢？大概还不一定。

窗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这首“小诗”寥寥几句，只有20个字，每个字又都是极为普通的常见字，可是它们汇聚在一起竟构成了如此一幅生动的画面，构成了如此一首千古绝唱。这只用基本功、对人性的认识等等去解释恐怕仍是不够的。作者能写出这样的诗，不能不让人想到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恐怕难以解释的东西在起作用。那些难以解释的东西之一，恐怕是作者的灵魂。

我在二胡网上见到过有人这样评论二胡大家的演奏。他们说，二胡能不能拉出味道来，那是一个人的灵魂决定的。这话我同意。

文写得如何，画画得如何，我想灵魂是起作用的。

习军

2024.4.